周作人在日本留过学，对日本茶道非常了解。他除了夸日本厕所出色外，大约夸得最多的就是茶室。在给冈仓天心《茶之书》中文版做序的时候，周作人说自己很是忐忑，这序不好写。

他书房里有陆羽的《茶经》、陆廷灿的《续茶经》以及刘源长的《茶史》可供寻找灵感，但看来看去，发现没有什么用。

“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翻了一阵之后，忽然的似有所悟。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，只是想到了一件事，茶事起于中国，有这么一部《茶经》，却是不曾发生茶道，正如虽有《瓶史》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。这是什么缘故呢。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，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，这恐怕是真的，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。”

反观中国，国人吃茶，平民化很多，都市有茶楼，村楼有茶店，一条板凳，一个盖碗，就可以打发。不愿意出门的，在家也可随时享用。

日本“茶道有宗教气，超越矣，其源盖本出于禅僧。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，殆可称为儒家的，《茶经》云，啜苦咽甘，茶也。此语尽之。”

中国茶不分阶级，但日本茶道有等级。

中国昔有四民之目，实则只是一团，无甚分别，搢绅之间反多俗物，可为实例。日本旧日阶级俨然，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，此中同异正大有考索之价值。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，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，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。

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，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，亦当觉得欣然有会。（周作人《茶之书序》）

《茶之书》是冈仓天心用英文写的书，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，最近10年间，随着茶道在中国的兴起，也热起来，涌现出许多版本。而关于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区别，也是当下茶人争论的一个焦点，很可惜，当下的文化名流少有人写茶文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

终其一生，周作人（1885-1967）都在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：打通茶与文字。曹聚仁评价说，周作人随笔语言像龙井茶，观之虽无颜色，喝到口中却是一股清香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周作人自己则说，读文学书好像喝茶，喝茶就像读文学书。

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，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。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，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，如植物学地讲茶树，化学地讲茶精或其作用，都是不可少的事，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。

以茶入文，以文观茶，周作人无疑是民国那代人里发挥得最好的一位，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。

他是文人中的茶人，茶人中的文人。

茶与水，从绍兴到北京

古稀之年的周作人，回忆曾经生活过的补树书屋。

他邀请我们走进那个古旧的四合院，向我们一一诉说他与鲁迅（1881-1936）居住的环境。他在往昔的时光里休息，我们则在那一扇扇打开的门窗与柜子里，闻到了书香与茶香。

南头的一间是他的住房，也是客室，床铺设在西南角上，东南角窗下是有抽屉的长方桌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，北边靠板壁是书架，里边并没有书，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，下隔堆着些新旧报纸。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，书桌前是藤椅，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，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。 

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，主客超过四人时，可以利用床沿。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，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，泡上开水，也没有盖，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。（周作人《补树书屋的生活》）

这个四合院是绍兴会馆下面的独立院子，死过一个女人，长期空置，入京后的鲁迅先在这里住下。院子里原本有一棵楝树，莫名其妙折断后，就补种了一棵京城里常见的槐树，这也是补树书屋的来源。

只要到四五月，槐树就会开花，老院子里四处都散发着槐花清香，虫子也是满地滚爬。

因为这里距离晚清著名的杀人地菜市口太近，周作人一直不太喜欢。他也不喜欢“绍兴”这两个字，不如“会稽”古雅，是南宋强改的地方名，“绍兴人”多且杂，口碑不好，不受人待见，弄得他们只好说自己是浙江人。不过他们在这里没有住多久，就自己置业搬走了。

那个时候，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在书屋打着蚊子看佛经，拓片，周作人则在翻译小说。经常骚扰他们的不是鬼，而是猫，兄弟两人经常半夜起来撵猫。常来老屋做客人不多，钱玄同是跑得最勤快的一位，他经常来这里喝茶聊天，游说鲁迅在这里写出了《狂人日记》。

朋友太多的时候，周氏兄弟也会邀约他们一起到书屋附近的青云阁玉壶春喝茶。鲁迅初到北京，茶馆会友是常态。他在日记里写到与徐悲鸿等人去中兴茶楼喝茶。11月18日：“午同二弟往观音街，买食饵，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，食春卷。”12月8日：“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。”周作人则说，他们那天起得特别早，是为了避开绍兴县馆里的周日公祭，早上10点就跑去琉璃厂，逛碑帖店，中午到青云阁吃茶。

周作人记得鲁迅在10岁的时候，就手抄过陆羽的三卷本《茶经》以及《南方草木状》《、五木经》等冷门书籍，还有图文并茂的《山海经》、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》等书。周作人说，这些书籍为自己走上名物实证培养了兴趣，他后来也写了《草木虫鱼》等著作，许多人把周作人当做博物学家，都是花花草草惹得祸。舒芜就说他：“细数草木虫鱼，泛论鬼神道佛，涉猎东西学问，闲话古今文章。”

读书抄书写字喝茶是绍兴殷实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。周作人回忆，终日卧榻抽大烟的大舅父与他们谋面甚少，那是烟枪与世间的距离。但他记得舅父屋里的有一把很稀奇的烧茶炉子，黄铜所造，但奇怪的是用纸煤烧的。所谓纸煤，就是用易于引火的纸搓成的细纸卷，点着后一吹即燃，多作点火、燃水烟之用。

小时候的周作人不知道这烧茶炉叫什么名字，这炉子烧十几根纸煤就可以把一小壶水烧开。因为需求量大，他经常看到表姐们在一边折叠这种细长条的纸煤。这种经验后来影响了周作人，他会用废旧的报纸来做纸煤烧茶水。

在周作人老家，有一把大锡茶壶，一日三次，早晚都有现成的茶饮。但在皇甫庄，就不一样，“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，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，不必提隔县了。即如兴房（豫才哥弟这一房）旧例，一面起早煮饭，一面也在烧水泡茶，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，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做客，就不大方便，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，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自由烧水的。”

幼年的饮茶习惯影响了周氏兄弟。

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，草囤里加棉花套，中间一把大锡壶，满装开水，另外一只茶缸，泡上浓茶汁，随时可以倒取，掺和了喝，从早到晚没有缺乏。

日本也喝清茶，但与西洋相仿，大抵在吃饭时用，或者有客到来，临时泡茶，没有整天预备着的。鲁迅用的是旧方法，随时要喝茶，要用开水，所以在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，就是在三伏天，也还要火炉，这是一个炭钵，外有方形木匣，灰中放着铁的三角架，以便安放开水壶。茶壶照例只是所谓“急须”，与潮汕人吃“工夫茶”所用的相仿，泡一壶只可供给两三个人各一杯罢了，因此屡次加水，不久淡了，便须换新茶叶。

这里用得着别一只陶缸，那原来是倒茶脚用的，旧茶叶也就放在这里边，普通顿底饭碗大的容器内每天总是满满的一缸，有客人来的时候，还要临时去倒掉一次才行。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，好的玉露以上，粗的番茶，他都不用，中间的有十文目，二十目，三十目几种，平常总是买的“二十目”，两角钱有四两吧，经他这吃法也就只够一星期而已，买“二十目”的茶叶，这在那时留学生中间，大概知道的人也是很少的。

鲁迅是这般吃茶，周作人也是这般吃茶。茶叶价格的选择与经济状况有关系。

周作人因为太好茶，对茶的敏感程度远超别人。

周作人参加县考的时候，抱怨那里的茶水实在贵得离谱。“平常泡一壶茶，用水不过一二文，现在差不多要四十文，至少加了二十倍。所以如泡一碗年糕也要花不少的钱。此外茶摊上也有东西可吃， 这便是粉丝煮汤，可以当面，但看去既不好吃，价钱也贵，始终没有请教过它此外也有个阔人去洗脸的，那自然要比沏茶更贵，一般的人也是不敢去领教的。”这个故事，后来还被刘半农用作了典故。

喝茶是国人最享受的嗜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