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年间的《元江府志》，对普洱茶的茶性也有同样的记载：“普洱茶，出普洱山，性温味香，异于他产。”1714年的《元江府志》无疑是可信的，它是当时的元江知府章履成编写的。普洱茶作为贡茶，是在雍正七年普洱府成立以后的事情。由此可以证实，早已存在于民间交易的普洱茶，是渥堆发酵的粗茶或改造茶，其性质，不同于作为贡茶的蒸而成团的细茶或嫩蕊等。

普洱茶有饼、砖、坨、散之分，七子饼茶的问世，源于云南茶法规定的计量方便之需。但在当时，也存在类似六堡茶、湖南黑茶的筑茶方式。近代，李拂一撰写的《佛海茶区概况》一书中，记载了初制茶在装入竹篮以前，必须湿以少许水分，在竹篮四周，范以箬叶。一人立篮外，逐次加茶，以拳或棒捣压，使其尽之紧密，是为“筑茶”。然后分口堆存，任其发酵，任其蒸发，自行干燥。遵绿茶之法制造的普洱茶叶，其结果，范变为不规则发酵至暗褐色红茶矣。李拂一把这类茶统称为散茶，依据散茶品质的不同，商家再进一步加工为圆茶、砖茶、紧茶等。从李拂一的记载可知，从清代到民国，大量以粗茶为主的改造茶，基本都存在着湿热条件下的渥堆和后发酵现象。

关于潮水渥堆的制茶工艺的存在，在民国时期，佛海茶厂的创办者范和钧先生的调查文字中，也可以得到佐证。他说：“盖须湖水使其发酵，生香且柔软便于揉制，潮时将捡好茶三四篮（约150斤）铺地板上，成团者揉散之，取水三喷壶匀洒叶上，然后用耙用脚翻转拌匀，又再铺平，洒水搅拌至三次为止。大约每百斤用水三十余斤，潮毕则堆积一隅，使其发酵，皮面易被风干，故须时加以水，曰：被单水，水量为一壶半。如为细茶，则须水量较少。”他又说：“潮工非熟练不能胜任，水量过多，则茶面易于粘带破烂，且干后收缩，茶身变小不合卖相，过少则揉时伤手，且分量太重，不适包装运输。”

《普洱茶记》中，还详细写到进贡之茶“每年备贡者，五斤重团茶，三斤重团茶、一斤重团茶，四两重团茶，一两无钱重团茶，又瓶装芽茶、蕊茶，匣盛茶膏，共八色，思茅同知领银承办。”

从阮福对贡茶的描述中可以读出，头春的芽蕊毛尖，有的蒸而成团，有的密封瓶装，共同作为贡茶。在这些贡品中，等级最高的芽茶和蕊茶，需要瓶装蜡封，以防茶品受潮变质，这就证明，当时最高级的普洱茶仍是典型的绿茶。

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说：“皇宫里，夏喝龙井，冬饮普洱。”这里的普洱，是特指普洱地区生茶的、未经发酵的等级较高的细嫩绿茶，溥仪也没有提到喝陈茶的说法。这一点，与阮福《普洱茶记》的描述：“普洱茶名遍天下，味最酽，京师尤重之”，是可以互相解释的。京师皇家重视的，是“味最酽”的、未经发酵的、普洱产的绿茶。除了贡茶之外，茶山里等级较低的、80%左右的粗茶或夏秋茶，只有通过潮水、渥堆，任其发酵和陈化后，用于民间贩卖交易。可见，当时能在市场上交易的茶，已经不同程度地具备了当今的传统普洱茶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