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南普洱茶，全球化的一种可能

云南普洱茶，全球化的一种可能

管卫东人不奇怪，但是做着令人称奇的事情。其一是，在昆明这样一个没海洋的地方做起船模的工厂，还做到了国内最大；其二是，一个根本与普洱茶没什么瓜葛的人做起了普洱茶的生意，还走的是国家化的路数。

记者正是怀着诸多疑问前去拜访管卫东的。管卫东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家庭居所，很随意。沙发桌子上摆着一本英文版的《历史名船模》（ Historic shop models）和一张《无极》，茶具上摆放了许多茶，他的办公桌有大堆照片，仔细看来，都与“哥德堡号”有关。

管卫东在上海上学，学计算机，毕业后在金融部门工作，8年前创办昆明红帆港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，已经做到国内高科技船模的老大。2005年创办云南大鹤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承担“茶马古道对接海上丝绸之路，云南普洱茶重返欧洲”计划的主要工作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可以谈谈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合作的一些细节吗？我很惊讶地发现，大鹤茶文化公司相当年轻，怎么那么快就获得国际认可？

管卫东：如果你关注广州、香港的一些报道，你就会发现，大鹤在沿海一带还是有名的。大鹤公司是去年成立的，我们并没有自己的普洱茶厂，只是经销普洱茶。我们要搭建一条国际桥梁，这是大家都需要的。

我们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合作的时间更早，合作的领域还不只是普洱茶。2004年我的另一个公司昆明红帆港工艺品公司，成为“哥德堡号”船模的全球唯一授权生产商，我们的产品和做事方式已经得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认可。这为后来在普洱茶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

要知道，哥德堡号在历史上运输的产品中，茶叶占据最主要的位置，瑞典人对云南并不陌生，滇红在欧洲一直都有市场。瑞典东印度公司中国区总裁扬·鲁迪克在今年1月来到云南，受到丹增副书记的接见，后来我们一起到了临沧，临沧是滇红的生产基地，欧洲人早觉得这个地方很神秘。

看完许多千年古茶树和普洱茶的加工后，瑞典人很感慨，欧洲的生活注重品质、健康和自然，在临沧的实地考察加深了他们对普洱茶的印象。扬·鲁迪克回到瑞典后，约见了北欧主要的超市负责人，为把普洱茶再次引回欧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。

今年2月，我们在广州芳春茶叶市场举办了一个供销普洱茶的签字仪式，正式明确了双方的合作关系，每年至少为哥德堡号提供300吨普洱茶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你能谈谈与云南普洱茶厂家的合作吗？按照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和标准来确定的？目前与哥德堡号合作的进展怎么样？

管卫东：这其实是一个整合过程，我们当时就考虑到，要选云南最精华的普洱茶提供出口。一直以来，中国出口的物资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对质量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。我们第一轮选用的是勐海茶厂，下关茶厂和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生产的普洱茶，这些厂家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了，以后我们还会陆续从其他茶厂来选择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
也许许多人不知道，现在普洱茶是哥德堡号上的唯一指定饮料，船员在3月就喝着普洱茶了。几天前，船长还打电话来说，到下一个口岸，要再添置普洱茶，船上的已经不够喝了。

我们做了102600块普洱茶纪念饼，其中有10000饼是面向公众的。在今年4月要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到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总裁也会到场。

5月哥德堡号到达澳大利亚，我们届时会组织团队在澳大利亚做普洱茶和云南文化的推介活动。

6月船会到印尼，我们同样会在那里举办活动。

哥德堡做的是全球的贸易，这点我们的云南商家一点要有意识，不仅仅是与瑞典和欧洲。

7月份的时候，哥德堡号抵达目的地广州，云南届时会举办云南文化产业推介会，可以肯定地说，那将会成为一个与普洱茶的狂欢节。广州市民也是非常喜欢喝普洱茶的，他们对普洱茶的关注甚过云南的市民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云南的普洱茶，有大部分是在广州销售的，普洱茶热与台湾广州一带的先热是有关系的，但是许多对普洱茶不利的消息也是从广州传来的，产茶区与主要销售区的关系似乎很微妙。

管卫东：我了解到的数据是，云南普洱茶有80%的销到了广东，广东人均每年消费普洱茶2.5公斤。据广东黄埔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，2005年1-10月，广东口岸出口普洱茶4103吨，价值1359万美元，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%和67%。

我长期在广州做生意，深感那边的规范。普洱茶“猪圈事件”之后，在广东引发出了一阵惶恐。云南也迅速作出了反应，大家都在声讨不良商家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普洱茶没有一个标准和规范，这势必会影响以后的发展。

在广州卖茶的朋友说，哥德堡号要运载普洱茶，对广州市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。大家关注这个事情，有许多复杂的感情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哥德堡号到广州的时候，能说说你了解到的一些活动吗？

管卫东：广州市政府花了10亿来办这个事情，非常重视。云南这边也是紧锣密鼓地准备，云南省委省政府都比较重视，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。“活动在广州，热在云南”这是大家的共识。

瑞典方面派出一个政府代表团，来考察的也是云南的普洱茶。我们用熟饼做的普洱茶纪念饼，无论是创意还是外观，都绝对会令人惊艳，只是不方面透露具体细节。我们公司做了2006条船模，最贵的上万美金，有一艘船模经丹增副书记之手送给了扬·克鲁迪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去年云南省农业厅出台了普洱茶生产的一些规范。

管卫东：出了要有去监督和执行，现在的问题是没人去监督。云南茶叶届去年搞了个普洱茶生产自律的宣言，许多茶厂都参与了。这是件好事。产茶区不能乱，乱了就要出大问题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3月21日，国家工商总局曝光了12家销售的普洱茶在水分和灰度上有问题。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，普洱茶的标准有别其他茶类。

管卫东：这就对了，要加强管理，大家都标准化生产。我们为什么要把普洱茶先送到哥德堡号去，就是先让船员感受普洱茶，他们首先要喝得不会拉肚子，健康是第一要素。我是茶叶的门外汉，我不关心什么年代的普洱茶，我关心的，我的产品喝了后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。这是商家的诚信，我的船模在美国市场占到了20%，这源于我的信用，负责到终端消费者。茶叶更要有责任心，这是喝到肚子里的东西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一些观察者认为，普洱茶是“有名茶无名牌”，“同庆号”之后，没出现什么叫得响的牌子，“普洱茶”这三个字是与云南捆绑在一起的，结果大家做的都是云南普洱茶，没有品牌支撑，又加上一些误导，消费者买的时候，只会问：“你这普洱茶有多少年份？”

管卫东：这确实令人担忧，比如说一个地方，以前只有一家生产普洱茶，现在忽然有近百家。一个产品的百家争鸣，并不是件好事。不过，这也符合商业逻辑，一种产品热了后，会有许多家生产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就需要整合品牌。

云南不缺乏世界性的品牌，走出去的都是靠质量和信誉，我们现在要站在消费者和全球的视角来看待普洱茶，把“让人放心”和“越沉越香”有效地结合起来，有责任地长期塑造一个品牌，加强普洱茶的价值感，这些要求茶叶区的茶场来担当。

《普洱》杂志：大鹤目前会做自己的普洱茶品牌吗？

管卫东：目前还不会。我们是桥梁嘛，主要是在全球推广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，以后看时机而定。厂商要分开，厂家不能看着商家眼红，赚自己该赚的，做自己该做的。有人卖我的船模开着奔驰宝马，作为厂家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换个思维，其实商业就这么回事。

普洱茶需要重新整合思路，全球才是大市场，哥德堡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，我们每个做普洱茶的都要准备好。

我提两个建议：第一、普洱茶在中国上市的同时，要在全球同步上市；第二、从消费者的健康角度，要提供详细的质量监督报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