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桂枢：30年坐热冷板凳

“1 9 9 3 年之前的普洱茶是商品茶， 之后的普洱茶是文化茶。”
“我的乾隆诗考证发表后一定会引起轰动！”
“哈哈， 我没什么特别的喜好， 我不抽烟不喝酒， 就爱喝点茶。”
……

黄桂枢神采奕奕，鹤发童颜，声音洪亮。有时哈哈大笑起来，露出孩童般天真的表情。很多时候，他伸手过来拍着记者的记录本，提示话语的轻重缓急。他有一双比记者还白嫩的手，“呵呵，都是喝普洱茶喝出来的！”
1 1月底，云南思茅的夜晚有些寒冷，年过7 0岁的黄老却精神矍铄。在不大的家里，黄老时而搬来一个奖杯，讲述一段趣事，时而跑到书房抽出一本书，直接翻到要找的出处。整个采访的大部分时间围绕黄老刚写完的一篇论文展开—— 对一首乾隆皇帝诗的论证，他花了足足半年时间。
他的名片上有1 2 个名头：云南普洱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思茅市诗词楹联协会常务副主席、思茅普洱茶收藏交易行专家鉴定委员、中国考古学会会员、中国民族学会学术委员…… 涉及诸多方面，但这些都不是徒有虚名。“黄桂枢是‘普洱茶文化’的创立者和奠基研究者，先后主编或编著出版《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》等5部著作，多次应邀出席过国内外茶文化研讨会，在普洱茶文化的研究、宣传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” 他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提出“普洱茶文化” 的人，成为首届“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”之一。
有人说，要不是现在普洱茶热起来，谁知道黄桂枢？
“我喜欢搞研究，我乐意。” 他笑着说。他直陈做研究有一种发现世界的成就感。
黄桂枢对普洱茶的特殊情感，并非偶然。“我这一生，既不抽烟爱喝茶，无心恋酒捕鱼虾，嗜书得食充饥肚，爱笔耕耘种苦瓜，与茶结下了长久之缘。”
他深情地回忆：“少年时期，我在家中喝过普洱茶，但只知道止渴解腻；参加工作后，我步行走过普洱茶马古道；搞文化宣传工作，下乡到过茶乡景谷黄草霸困庄，看见过农村民间妇女茶，对所饮之茶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；青年时期，我曾居住在一个生产传统普洱茶的县茶厂旁边，每天出入都要路过茶厂，无数次看到过人工压制紧茶、沱茶的情景，对普洱茶制作有些好奇；中年时期，当农村工作队时， 有幸到景谷彝族茶乡勐麻小海驻扎一年，与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同上茶山同采茶，写过一些茶乡报道文章，留下了美好的茶乡印象；上世纪8 0 年代初，因写作和爱好，曾在同好陪同下，下乡考察过纪家村种茶人墓碑，上山调查探访过苦竹山古茶树及主人。”
随后，黄桂枢调到思茅地区文化管理所工作，与茶文化接触更多了。普洱茶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生命符号。
“现在普洱茶热了，我当时预感这个茶会热起来。以邓时海为代表的台湾普洱茶文化学者，其实比我还要晚。他们参照了我写的很多东西。”
普洱茶的热，让黄桂枢坐热了3 0 年的学问冷板凳。早期，由于思茅文物工作与茶文化关系密切，黄桂枢对此作了一些研究。1 9 9 2 年，中国《农业考古》第二期发表了自己的论文《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》。第二年，黄桂枢担任大会秘书长，授命筹办了“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”。
在思茅区普洱茶乡的一些古代茶文化实物遗存中，有古茶树、茶贡品、茶马古道、茶碑刻、茶公文、茶包装单、茶具等。黄桂枢从中发现了文物研究的价值，这些成为文物考古工作的研究对象。他认为，普洱茶文化与思茅思普区文物工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，它是这一地区文物方面的边缘学科、交叉学科。尽管茶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，但普洱茶文化却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，要研究它是离不开社会科学的，这促使黄桂枢从文化方面着手究普洱茶。
1 3 年来，黄桂枢考察思茅思普区茶乡的古茶树、古茶林、茶山、茶厂、茶文化，手中积累了不少调查、收集、交流到的资料，发表过的一些研究文章，先后到过昆明、陕西、北京、美国等地出席过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，在普洱茶文化上有了深厚的积淀。
1 9 9 3年，黄桂枢历时两年半撰著的《普洱茶文化》完稿搁笔。因为书是在台湾出版，“我用繁体汉字抄誊了一遍。2 0 多万字的书， 凝结着我3 0 多年喜爱普洱茶文化的心血和情结。” 他拿出自己誊写的文稿，字字工整清秀。在电脑写作时代，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这本熔普洱茶历史、茶树、品种、种植、加工、产品、品饮、民俗、文艺、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为一炉的书，一出版即获得极高的评价。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程启坤说：“细读《普洱茶文化》，就好像把人带到了亚热带的原始森林，进入到无边无际的古茶树林中，感触到了云南大叶种茶树新芽叶的滋润和芬芳，嗅到了少数民族竹楼里火塘上土制陶罐中普洱茶的浓浓陈香味。”
“所以我说，1 9 9 3年之前的普洱茶是商品茶，之后的普洱茶是文化茶。”黄桂枢说。
《乾隆皇帝品吟普洱茶诗的搜集考证研究》是黄桂枢今年的得意之作，也是“妙手偶得” 的收获。一首刊发在杂志上的没有出处的古诗，普通读者可能看看就过去了，但黄桂枢不但找到了原始的出处，还指出了错误，完整详细地解释了诗的意思，同时还为普洱茶在清代找到了意义非凡的记录。
他饶有兴致地拿着原稿，逐字逐句地为记者解说乾隆诗的来龙去脉。
印象最深的是对“椀” 字的解释。他指出，“那本台湾杂志把木字旁‘椀’写成了石字旁的‘ 碗’字。乾隆皇帝写的木字旁的‘椀’ 。” 说完又跑到书房去找证据。
记者跟着他进了书房。房间三面都是书，书垒成又厚又密的书墙。但书都有明晰的分类：哲学、宗教、考古、辞书，等等。房里有一个木台阶，可以爬上去取高处的书籍。有不少书已经发黄变旧，但都被牛皮纸封皮包着，完好可翻。
黄老抽出《康熙字典》，抱着沿一张字条翻开， 正是“椀” 字的详细注解——“ 谓之‘椀，与盌同，小盂也’ ，‘ 此椀腹空何谓宝器’ ，‘木椀’ 也。” 他再三嘱咐：“ 这些字电脑上打不出来，要想办法做出来，不能误导读者。”
“ 独有普洱号刚坚，清标未足夸雀舌。” 黄老反复念着这句，他在故纸堆里复活了“普洱” ，他在为普洱茶奔走相告。
也许用黄老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半生文物浪淘沙，考古横交普洱茶。茅塞愚人研槚史，寻珠难尽叹天涯。”